全國首例“骨灰盒查封案”定風波（圖）

圖一：貼著封條的存放處(蔡若愚 攝)
圖二：清明節(jié)前夕，阮斌與雙方當事人共同來到位于濟南市郊的殯儀館，由工作人員操作將骨灰適量分成兩份。(蔡若愚 攝)
4月2日，濟南某殯儀館操作間門外，工作人員手捧兩個骨灰盒從操作間走出，分別交到兩方當事人手中……至此，全國首例“骨灰盒查封案”終在主審法官的調解下，畫上句號。
老人吉芳（化名）逝前曾由律師見證、代筆立下遺囑，將其個人財產平均分配給兩女一子，但附加的一個條件是，“逝后葬于玉函山公墓，如有繼承人不按此執(zhí)行將取消其繼承資格”。兩位女兒愿意遵照母親的遺囑安排后事，但同母異父的兒子卻拒絕交出骨灰盒存放證，執(zhí)意將骨灰送回老家安葬。
去年，歷下區(qū)人民法院在正式受理此案的同時，亦應原告一方申請，對寄存于火葬場內的其母親的骨灰盒予以查封保存。這在全國法院系統(tǒng)尚屬首次。
逝者遺囑
安葬之后繼承財產
吉芳1953年結婚，生有一女吉霞。1957年離婚后與呂某結婚，生育一子呂朋、一女呂杰。2008年7月18日，吉芳覺得自己身體不適，便找來兩名律師，由其中一位見證，一位代筆立下一份書面遺囑。
遺囑載明，“濟南市歷下區(qū)某小區(qū)房產是我的個人財產，我只有3個法定繼承人：兩個女兒吉霞和呂杰，一個兒子呂朋。由于我現(xiàn)在住院需要醫(yī)療費，我決定將我的房子賣掉，款項存入銀行由呂杰和吉霞共同保管，共同取款，用于我的生活開支、醫(yī)療費和在濟南玉函山購買墓地以及處理我身后事宜。”
與此同時，為了實現(xiàn)心愿，老人還在這份遺囑后半部分，附加了這樣一項條款，“剩余款項在我葬到玉函山公墓后由3個繼承人平均分配，但是如果有繼承人不按照將我葬在濟南玉函山公墓這一條件執(zhí)行，則取消其繼承資格，遺產由其他繼承人平均分配。吉霞和呂杰作為我的遺囑執(zhí)行人，以上是我真實意思表示。”
2008年10月，吉芳去世后，吉霞和呂杰正打算遵照遺囑安葬骨灰，卻遭到了呂朋的極力反對，原因是呂朋希望按照老家習俗，將母親骨灰送回老家與其父親合葬。
3個繼承人由此產生紛爭，而呂朋掌握著骨灰盒存放證。為讓母親早日入土為安，2008年，吉霞、呂杰將呂朋告上法庭，請求對房產和其他財產依法分割繼承。
法院查封 尊重逝者保護雙方
庭審過程中。呂朋首先對母親所立遺囑的真實性存有異議，申請對該份遺囑進行司法鑒定。
2010年，原告吉霞、呂杰在歷下區(qū)法院另行起訴，要求被告呂朋按遺囑與原告共同將母親的骨灰安葬于玉函山公墓；如被告拒不履行遺囑中的安葬義務，則由兩原告吉霞、呂杰安葬，相關費用由原、被告共同承擔。
此時，負責該案的主審法官阮斌最擔心呂朋趁機轉移死者的骨灰，“如果是這樣，即便打贏了官司還是未能完成逝者的遺愿”。阮斌經(jīng)過考慮，向原告釋明可以對逝者的骨灰進行保全。最終，歷下區(qū)法院應原告申請，依法對吉芳的骨灰盒進行了查封保全。法院認為，吉霞、呂杰的申請符合有關法律規(guī)定，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九十二條、第九十四條的規(guī)定，依法向殯儀館發(fā)出了《協(xié)助執(zhí)行通知書》，對吉芳的骨灰盒進行查封，其間不準轉移、隱匿。
阮斌介紹，吉芳在生前立有遺囑，要求繼承人在將其骨灰安葬于濟南玉函山公墓后，方可對其遺產進行繼承。這就是說，這份遺囑屬于附加前提條件的遺囑。而且從所附條件來看，這份遺囑并未損害國家、社會、集體或他人的利益，如果該遺囑真實，那么它就是一份有效遺囑。
阮斌說，該遺囑的執(zhí)行過程也有先后順序，需要條件具備后才可以開始財產繼承，但被繼承人的骨灰寄存于火化場時，是否可以安葬于濟南玉函山公墓及安葬時間未能確定，并不具備遺產繼承的條件，因此，從尊重逝者遺愿、保護雙方當事人權益、維護親情關系的角度出發(fā)，法院及時對吉芳的骨灰盒進行了查封保存。
各分骨灰 業(yè)界常見合情合法
寄存在火葬場的骨灰盒被查封后，阮斌多次找到雙方當事人，嘗試以調解的方式解開這個“結”。“雙方當事人都堅持己見，在葬于何處這個問題上，始終各不相讓，于是，我們想到了讓雙方各獲得部分骨灰，但因沒有先例可循，心里也實在沒底。”阮斌說，“為此，我們在向雙方當事人提出這一建議之前專程走訪了殯儀館。”
據(jù)殯儀館工作人員介紹，骨灰只是逝者親屬寄托哀思的一種載體，實踐中有土葬、海葬等多種安葬方式，并不一定非要追求完整性，而且定居外省甚至長居國外的子女，一般也會選擇帶走父母的部分骨灰在身邊。各分骨灰的方法在殯葬行業(yè)司空見慣。
正是在咨詢、了解殯葬業(yè)的習慣后，阮斌才有了提出此項建議的勇氣，并最終為雙方當事人所接受。
清明節(jié)前夕，阮斌與雙方當事人共同來到位于濟南市郊的殯儀館，由工作人員操作將骨灰適量分成兩份。“結案選擇這個時機，也正是為了讓逝者盡早入土為安。本案如選擇判決結案的話較易處理，但考慮到本案系家庭糾紛，雙方當事人均為親屬，且產生此糾紛雙方均出于善意。為緩和家庭矛盾，有利于今后的和睦相處，所以給雙方當事人做了大量的調解工作，讓雙方當事人相互體諒理解，最終達成一致調解意見，而非單純地就案辦案。既緩和了當事人的家庭關系，又做到案結事了。”阮斌說。（本報記者 劉曉群 通訊員 蔡若愚）

信息來源：濟南日報